
如果你路过美国加州海边的圣塔芭芭拉,有时会看到这么一幕:
山脚下的一处院子里一个精神矍铄的东方老头,蹲在花丛间,拿着小剪刀,一片一片修着枝叶。屋里飘出来菜油爆香的味道,不是牛排,也不是汉堡,而是葱姜蒜炝锅的那股熟悉中式烟火气。
邻居们只觉得这是个脾气温和、爱花会做饭的“作家老人”。
可如果把镜头拉回到大洋那一边的中国,只要提起他的名字,很多人脑海里立刻会浮现出另一个人——
民国战场上的名将小诸葛”白崇禧。
这个在隐谷里种花做饭的老人,正是他的儿子——白先勇。
表面是一位远走他乡的华人作家,现实身份是美籍公民,但只要有人问起: “您到底是哪国人?” 他的回答,从来只有一句:
我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。”
听上去简单背后却是他用一辈子走出来的路。
一从桂林到香港童年是被战争撕碎的地图
1937年白先勇出生在广西南宁。
这一年中国全面抗战打响。他刚落地,已经被扔进了一个燃烧的时代,没有选择题。
为了躲避战火家里把他转移到桂林。对那个几岁的孩子来说,桂林就是世界的全部:青山、江水、院子、家人,还有父亲那一身军装带来的安全感。
那时他只知道 外面的日本兵很可怕。 但是只要有父亲在,家就不会塌。
在很多老桂林人的记忆里,“白长官”是扛在前头的人,是把子弹挡在城墙之外的“门神”。
可1944年局势急转直下。
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广西岌岌可危,桂林终于失守。
对七岁的白先勇来说那一年不是简单的“搬家”,而是世界突然碎成了一地。
昨天还是有书读有庭院、有仆人跑前跑后的军政高官之家; 今天就变成抱着行李、跟在人流里奔逃的一家子难民。
战线后撤指挥部转移,地图上的城市一个个变成“曾经去过”。
从桂林到重庆从重庆又折腾到南京、上海、汉口,最后辗转到香港——
成年人眼里这是一条惨烈的军政撤退路线; 孩子眼里,这是一张被炮火撕开、用脚步勉强缝起来的童年地图。
短短几年他看遍了中国最热闹、也最动荡的城市。 别人童年记的是巷口的小卖部,他的童年记的是: 防空洞、警报声、打包行李、一路逃亡时母亲那双憔悴的眼。
这种经历足以把一个小孩的性格拧曲。 有人会长成愤世嫉俗的浪子,有人可能只剩对权力与报复的迷恋。
白先勇却在心里悄悄做了一个反方向的选择——
既然外面的世界永远不安稳,那就去找一个“不会被炮火追上的地方”。
二别人拿枪守土他拿书当堡垒
战火最烈的那些年他第一次为自己做了一个决定: 躲进书里。
重庆警报声此起彼伏南京人心惶惶,上海纸醉金迷的表象底下暗潮汹涌。 现实里,哪儿都不安全。 可是翻开一本书,他就能钻进另一个世界:
巴金笔下的大家族兴衰,像一座座塌掉的宅院; 外国小说里的庄园,雨水打在窗玻璃上,却永远不会有炸弹落下。
他给自己算了一笔账 眼前的地盘守不住,那就守住脑子里的那块地。
那时候他大概不会想到,这个“撤退”决定,后来会变成他一生的“进攻路线”。
战后的局势大家都知道了。 国民党战败,白家随之去了台湾。 对于许多军政家庭来说,这一步意味着: 一夜之间,从权力中心的光环,跌回普通人甚至“失势者”。
在台北生活总算不再像逃难那样朝不保夕。 但那颗“随时准备撤离”的心,已经长成了一种本能。
1963年他提笔在人生地图上画下了第二次大转向—— 去美国。
这一步在很多旁观者眼里等于“彻底走了”: 父亲在台湾郁郁不得志,儿子却远赴美国读书、搞创作,看上去像是把过去的一切都放下了。
可对白先勇来说这是换了一种武器。
有人拿军衔打一辈子仗,他打算用文字打一场更长远的仗。
在爱荷华大学学习创作,他的笔渐渐定型: 不写大风大浪的英雄叙事,专盯那些在时代夹缝里被挤压、被遗忘的人。
与其说他的小说是在怀旧,不如说是在搭建一个无形的避难所: 那些回不去的老街老宅,那些在历史铁幕里消失的身影,被他一笔一笔抄回纸上。
父亲曾在战场上试图守住的是“一个时代的中国”; 儿子则在纸页上,守住“那一代人的中国”。
三隐谷在美国搭起一个微缩版的“中国”
1973年他做了一个在外人看起来有点“绝”的决定—— 搬去富人云集的美国山脚下住,给那片地起了个只有中国人才懂的名字:
——“隐谷”。
表面看他的生活标准得不能再“美国”: 独栋房子,清幽环境,临海的阳光,每天写写字、散散步。
但如果走进他那座院子,你会发现,这哪是简单的“老年退休生活”,分明是一个被精心布置的“文化阵地”。
先看院子里的花。
在美国洋花奇树多得是,随便一种都能拍大片。 可他偏偏认准了一种老广西人听了就心头一紧的花——“佛茶”。
这种花一到三月就满树盛开,花朵大得像小碗,粉里透红,花心金黄,热热闹闹地宣布“春天来了”。
外人只觉得好看爱花的老头有点偏爱这一种。 可他自己清楚:
这花是把他从战火中撕开的童年,慢慢缝回去的一根线。
佛茶在他记忆里不只是植物,是战前桂林春天的味道,是老宅院子里那种安稳、还有未来可期的日子。
为了伺候这些花他可以一遍遍翻园艺书,反复试水土、修枝形,认真得像对待一场重要战役—— 只是这回,他是为了守住记忆里那一点温柔。
再说厨房。
按性格他是个对整洁要求几近苛刻的人。 按理说,这样的人最怕油烟,能离厨房多远就躲多远。
可到了美国他硬生生把自己练成了“桂系总厨”。
朋友去做客厨房里飘出来的不是黄油的味道,而是桂味粉蒸、家常煲汤、炒米粉……那一整套带着南方湿润气息的家常菜。
有人打趣你这是把你爸的桂系军队,变成桂系菜了。”
他笑笑却坚持亲自下厨—— 不是因为他多爱做饭,而是明白一件事:
人可以走得很远但胃,是最老实的乡音。”
他心里算得明明白白 护照的颜色可以换,房产地址可以变,甚至口音也会受环境影响慢慢变调。 但只要一顿饭、一缕花香,能把自己拉回中国,那根文化的根,就还没被拔掉。
在这个隐谷里他写出了自己唯一的长篇小说《孽子》。
表层看这是一本写边缘人命运的作品; 可再一层,是一个华人作家在异乡,用中文的笔触,替那些被主流叙事忽略的人“留名”。
他在美国慢慢搭起了一个微缩版的“中国空间”: 庭院、花木、灶台、书房,每一处都朝向同一个方向—— 不要让自己彻底变成“从里到外都被同化”的人。
四当有人问他你是哪国人?”
这个问题他一生没少听。
有人是真好奇 “你入的是美国籍,住在美国,作品也在海外出了名,那你到底算哪国人?”
有人则带着点挑刺的意味: “都拿美国护照了,还老说自己中国人,不矛盾吗?”
很多人面对这种问题会绕: “我是美籍华裔。” “我是世界公民。” “我属于地球。”
听着滴水不漏却像给自己套了一层防护罩,既不想得罪谁,也避免表态。
白先勇的回答却简单得有点“硬”:
我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。”
不解释护照不讲法律条款,不拉身份认同那堆复杂概念。
在他眼里这个问题根本不用拿放大镜去审计: 住在美国,是生活方式; 护照,是行动便利; 心往哪儿揪、看到哪个国家的新闻会跟着喜怒,那才是一个人真正的“国籍”。
几十年在美国他一直订阅中文报纸,天天盯着太平洋那边的消息:
看到中国发展得好他会舒一口气,跟朋友分享; 看到灾难或者不公,他会皱眉,长吁短叹。
这些反应不是表演更不是“姿态”,而是骨头里那个来自南宁、走过桂林、逃到重庆、再漂到台湾的中国少年,未曾断掉的情感触角。
有人说他早就脱离中国了”。 实际上,他只是离开了中国的地理边界,从未离开那片土地给他的记忆与认同。
五父子殊途同归一人守土,一人守魂
回头看这一对父子人生轨迹似乎完全相反:
父亲白崇禧一生骑在马背上,穿军装,扛枪,守的是地图上的山河,挡的是一浪浪外敌。 儿子白先勇,漂泊在海那边,掌的是笔,守的是书页上的文化,挡的是一种无形的“内心荒芜”。
1944年的那场大溃败,让他失去了脚下的故乡。 1973年在美国建立“隐谷”,他又亲手给自己造了一个“心里的故乡”。
他不在战场上冲锋却在花架前、灶台前、书桌前,用一种看似温软的方式,撑起了一道不肯向同化低头的防线:
别人可以叫你美国作家”,可以把你归类到各式各样的身份框里; 但你自己心里那句“我是中国人”,谁也没资格替你改。
六真正的情商是敢给自己一个清晰的答案
很多人以为情商高就是会圆场、会模糊、会左右逢源。 在敏感话题上越模糊,越显得“聪明”。
可白先勇给出了另一种回答方式:
在关乎立场与身份的问题上,实诚和直接,反而是最高级的情商。
因为他知道一个人如果连“我是谁”都不敢讲透,又拿什么去面对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?
对于早已年逾古稀的他来说,那句“地地道道的中国人”,不是口号,更不是姿态,而是一道经历战火、流亡、移居之后,仍被牢牢守住的底线。
他用一生证明 躯体可以漂泊,护照可以变色,语言可以多一种,住所可以换几次。 但只要你愿意用心守着那一点文化的火光、那一点对祖国山河的惦念,你就永远不会在世界上“断根”。
当他在隐谷里俯身修剪那一朵朵佛茶花,当他在厨房里忍着洁癖调火候、翻炒家乡菜时,他其实在用最温和、也最顽强的方式告诉世人:
一个中国人可以走得很远,但不会忘记自己从哪儿出发。
有一天当别人审视你:“你究竟是谁?属于哪儿?” 你敢不敢像他那样,不绕、不躲,只留下一句干净的话?
这句话往往就是一个人此生最坚固的城墙公司配资炒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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